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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流行病过后,世界将进入“有限全球化”

原标题:郑永年:疫后世界将进入“有限全球化”2020,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,疫情已经持续了五个多月,但眼下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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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郑永年:流行病过后,世界将进入“有限全球化”

2020年,一场新的冠状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。疫情已经持续了五个多月,但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。变革已经不可避免。

这些变化存在于经济和政治层面,并将重塑主权社会和国际社会。后流行病时代的世界将以新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向我们展现。

在后流行病时代,人们特别关注以下命题:通过这场“流行病”,世界政治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?全球化会继续吗?下一步是什么?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?对中国来说,这种流行病带来了什么“危险”和“机遇”?

考虑到这些问题,我们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前所长郑永年教授。郑永年在中国长大,在中国和美国学习,在欧洲和亚洲工作。他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对祖国的深切关怀。他观点独特,是近年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。

郑永年教授认为,疫情将对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。全球化不会停止,但它将进入一个“有限的全球化阶段”。中美关系更加复杂,但对中国来说也意味着许多机会。关键在于中国如何把握它们。

▲郑永年:著名国际关系学者,中国问题专家,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前所长。作者供图 ▲郑永年:著名国际关系学者、中国问题专家,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。作者地图 疫情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能超出想象。

北京新闻:你好,郑教授。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。目前,新发肺炎疫情仍是全球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。众所周知,这种流行病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世界格局。有些人认为世界将陷入地缘政治竞争。你认为这个观点怎么样?

郑永年:我认为无论有没有疫情,地缘政治都在发生变化,而且地缘政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事实上,地缘政治的变化与大国的兴衰有很大关系。例如,保罗·肯尼迪的“大国兴衰”,包括修昔底德陷阱,都是由地缘政治造成的。基辛格相信地缘政治。

当然,这种流行病也会对地缘政治产生影响。影响主要在于三个方面-

首先,它对主要大国本身有影响。这些大国包括中国、美国和欧洲大国等。具体的逻辑关系是什么?与抗击流行病有关。

在这场抗击疫情的运动中,一些国家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了相对成功,能够及时阻止疫情造成的影响。然而,有些国家并不理想。例如,美国有超过213万的感染病例和超过110,000人死亡,这种流行病仍在蔓延。现在有抗议和示威,这对美国的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影响,这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。也就是说,如果疫情得到很好的处理,国家的实力就会增强。相反,国力会受到影响。

第二,这种流行病将影响国家间的关系。这里的焦点是中美关系。事实上,在疫情爆发之前,地缘政治影响就已经开始,表现为中美贸易摩擦。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高技术,也不允许中国的高技术流向美国甚至其盟国。这是地缘政治的直接表现。这种流行病加速了中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变化。例如,美国最近禁止一些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进入美国。这是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方面。

地缘政治影响不仅表现在大国内部和大国之间,也表现在国际组织层面。国际组织一直非常重要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协调各国利益争端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但是现在,我们看到国际组织的影响在疫情期间已经减弱。联合国能做的很少。世卫组织显然也受到限制。很难有有效的决议和行动。

因此,我认为疫情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,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。

新京报: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都受到了这一流行病的极大影响。人们一再提到,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。你如何理解这个问题?

郑永年:当我们谈论经济全球化时,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全球化本身的形式和内容。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。

事实上,没有统一的全球化概念。马克思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已经提到了经济全球化。当时,全球化主要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。无论是马克思时代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化,我认为全球化主要是区域性的,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。例如,帝国殖民政策也是一种全球化。

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是另一种全球化。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是以主权经济的全球化为基础的。它的具体形式和特点是制造整个产品。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,我们所说的美国、德国、英国和日本制造都是关于整个产品的。

到第三个阶段,即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,全球化是另一种全球化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达伊·罗德里克有一句谚语叫做“超级全球化”。我称之为无限全球化,即不再基于主权经济的全球化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主权国家已经失去了经济主权。

全球化浪潮再次改变了产品的形式,从整体产品到组合产品。这股全球化浪潮是新自由主义下的全球化。其目的是在全球经济中创造一种分工。这是集会背后的真相。

全球化的浪潮在经济上创造了一种高效和有效的分配,但它对个人、社会和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。个人财富正在分化,社会中产阶级正在急剧萎缩,社会群体正在被摧毁,主权国家的税收和就业受到影响。这是今天美国广泛抗议和特朗普白人民粹主义的根源。

▲“警察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死亡事件”,在美国引发持续抗议活动。图/视觉中国 ▲“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裔美国人死亡”引发了美国持续的抗议。照片/视觉中国 新京报:疫情过后,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会是什么?

郑永年:如前所述,经济全球化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。我认为,在疫情爆发后,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“超级全球化”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。我的判断是,全球化不会在流行病之后停止,但全球化的形式和内容将会改变。

全球化本身是资本运作的产物。流动是资本的自然属性。资本必须流向它能赚钱的地方。资本,如人类的血液,一旦停止流动就会死亡。所以全球化不会停止。政治家可以限制它,但他们不能摧毁或阻止它。

然而,在疫情爆发后,全球化将进入“有限的全球化”,这将加强主权政府的经济主权。

如何加强?首先是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新定位。各国现在所做的是牢牢控制自己手中的国家安全。第二,与人民生命安全相关的行业应尽可能放在中国。例如,这种流行病提醒每个人,他们最需要的是口罩、洗手液、防护服、呼吸器等。吸取这一教训后,主权国家将把这些产业纳入自己的国家。

另一个趋势是分散风险。各国不会把它们的工业分布集中在世界上,并试图把它们的产业链放在不同的国家。这是经济理性,不是政治考虑。

“中国和美国”不再存在,但中国和美国不会脱钩

《新京报》:众所周知,艾滋病已经引起了中美关系的广泛关注。2007年,英国历史学家尼尔·弗格森创造了一个新词——“中美”。在这场流行病之后,你认为“中美”的概念还会继续吗?

郑永年:“中国和美国”是对这一现象的描述。它指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分工、中国的生产、储蓄和美国的消费。它仅仅描述了中美之间高度的经济依赖。

然而,首先,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。其次,由于不平等,它是不可持续的。即使没有新的冠状肺炎流行,它也是不可持续的。因为在这种所谓的“共生关系”中,中国生产制造,美国生产思想,美国总是拥有高附加值,而中国只有低附加值。从道德上讲,这种不平衡的关系迟早会被打破。

此外,“中国和美国”只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,没有考虑到两个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。但是你看,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,这种矛盾已经暴露出来,贸易摩擦,外交攻势...因此,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,“中美”的概念已经消失。

新京报: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?

郑永年:应该承认,从贸易摩擦到新的肺炎疫情,中美之间已经有了“新冷战”的迹象。一些人担心美国正在去中国化和与中国脱钩。

我认为,只要美国保持资本主义,只要资本流动,只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,两个经济体就不可能完全脱钩,但它们的相互依存性将会降低,它们不可能像“中美”那样紧密。已经形成了两个体系和两个市场:一个体系以美国为中心,一个体系以中国为中心。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。但是这两个系统不会完全分开。

必须清楚地认识到,美国不是铁板一块。无论美国是解除对华关系还是呼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,主要是美国政府在这么做。但是这不能代表其他团体的声音。

华尔街向中国施压,不是为了孤立中国,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。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,资本将战胜行政权力。美国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,从未放弃过赚钱的地方。资本是最理性的。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市场,美国不能放弃。

▲纪录片《美国工厂》海报截图 ▲纪录片《美国工厂》海报截图 主权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,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局面。

《新京报》:这一次,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有效的国际合作,美国没有作为超级大国发挥主导作用,欧盟正在打自己的仗,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凝聚力。你对这种“尴尬”有什么看法?

郑永年:这又回到了你的第一个问题:地缘政治已经改变。疫情影响了各国的内部发展,影响了各国之间的关系,也影响了国际组织。

国际组织未能发挥有效作用是由于主权国家内部的问题。如果美国内部治理良好,没有今天这样的民粹主义,它将继续扮演国际领袖的角色。

但这一次,自疫情爆发以来,第一次没有人向美国寻求帮助。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进入世界体系,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领导世界。每次,美国都扮演“老板”的角色,但现在不是了。

但与此同时,欧洲并不那么团结,因为英国不能离开欧洲。虽然德国有强大的国家力量,但它必须承担区域责任,目前它没有能力承担全球责任。

因此,目前的形势是:美国已经衰落,但其他国家并不那么强大,国际关系只能保持微妙的格局。

但国际组织只是一个虚拟的机构,在国际组织背后是主权国家。如果主权国家存在分歧,无法达成共识,它们就无法合作。联合国、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都是如此。归根结底,这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影响。

如果中国要变得更强大,它需要保持原有的能力和开放的心态。

《新京报》:疫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影响,但它也孕育了一些机遇吗?中国有什么机会?

郑永年:必须有机会,主要是在两个层面。

一是国内产业链和技术升级。如前所述,“有限全球化”或产业转移调整是中国面临的第一个挑战。

因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工业部门最齐全的国家,但它什么都能生产,产量也很大,但产业链较低,附加值低,原创的东西太少。在这种压力下,我们需要增加科学研究和创新,加快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开发。这样,如果世界先进产业链在未来退出,中国企业将立即占领它。

每个世界强国都依赖自己的努力。英国通过工业革命,美国通过重商主义,日本、韩国通过快速消化西方技术,然后转化为自主创新;德国过去远远落后于英国,但通过创新,它也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。

所谓独创性是指大国的重要性。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大,而是必须创新和独特。例如,在汽车制造业,中国是最大的汽车消费国,但中国没有汽车的核心技术。如果其他人不提供核心技术,你就不能建立一个成熟的汽车产业。

美国对华为的技术限制也是如此。因此,我说,“原创,原创,原创”。我必须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中国数量经济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。未来要发展质量经济,质量经济的基础是创新。

第二,这种流行病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一个机会。大多数时候,国家关系不受我们主观意志的支配。中国无意与任何国家进行冷战,更不用说热战了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中国必须寻求国际关系的调整。目前,美国将推出新的七国集团,但中国与意大利和德国有着良好的关系,所以只要我们做得好,我们就能重塑国家间的关系。现在,冷战期间不再有东方和西方。

与此同时,尽管美国的领导力有所下降,但我们不应轻视美国。新的冠状肺炎流行病和当前的抗议活动无疑对美国造成了巨大伤害,但它们不能动摇国家的基础。

客观地说,美国的每一次危机都会影响其领导层,但危机过后,美国的硬实力实际上正在上升。我们不妨观察一下,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美国的金融体系和许多尖端技术。我们应该对此有一个理性的理解。

因此,美国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。60年代是政治问题,90年代是政治问题,现在也是政治问题。我们应该冷静客观。特别是,不要成为民粹主义者,但要对美国保持开放的态度。这是一个大国的心态。保持这种心态,中国将能够创造更大的开放格局,变得更加强大。

□王燕虎,新京报时事记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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